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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浙江慈善事业发展状况评估与分析报告

2016年是依法治善的转折点,2016年9月1日《慈善法》实施,特别是系列配套法规密集出台以来,开创了国家与社会“协同治善”的新篇章,更大程度上激发了社会组织与志愿服务的活力,也为地方有效地推动社会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浙江慈善事业在组织发展、法制化、慈善捐赠、企业慈善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为了更全面了解浙江慈善事业现状,推动浙江慈善事业发展,我们从发展成就、存在问题和未来展望三个方面对浙江慈善事业做系统全面梳理与展望。

一、发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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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慈善组织发展更加全面,政社融合稳步推进

截止2017年8月25日,全省各级民政部门核准登记的社会组织总数48766个, 备案组织12.9万家,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8.5个。其中基金会556家,社会团体22663家,民办非企业单位25547家。从发展程度上来看,注册公益慈善组织覆盖所有县域,细分的专业型公益组织不断涌现、在受访的我省近300家机构中,近半数慈善组织都实现了内部治理的规范化、信息化、透明化运作。从支持公益组织发展的环境来看,全省已基本建立起各类社会组织服务基地、服务中心、孵化园等枢纽型机构服务体系,全省通过政府采购、公益创投等方式有效安排各级各类资金。政府在提升慈善组织专业化扶持的同时,积极为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搭台唱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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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现代慈善事业发展,“依法治善”取得新进展

我省采取有力措施,积极贯彻落实《慈善法》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起草了《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办法》,大力推进“依法治善”。成立省慈善联合会,发挥行业协会在会员信息服务、行业规范、行业标准、培训、权益维护、行业公共关系、与政府联系的中介等方面的治理功能。开展“慈善组织”身份认定。截至2017年8月25日,全省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中认定为慈善组织有91家,登记为慈善组织的20家,总计111家,获得公开募捐资格的31家,居全国第5位。专门开展募款领域的违规执法。如张成良“小马云”事件,这是《慈善法》规定的“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和个人不得开展公开募捐”后全省首个执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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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慈善捐赠稳步增长,高校捐赠表现抢眼

2017年,浙江社会捐赠稳步增长,据腾讯公益的调查报告显示,浙江省累计捐款的总金额和总人次均排名全国第四。2016年度仅慈善总会系统接收捐赠款物达20亿元,民政系统接收的社会捐赠款物约为0.67亿元,全省志愿服务小时折算价值为2.1亿元[ 志愿者贡献价值折算标准采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平均工资值”,按照2015年度为62323元(比上一年度提高17.3%计算)/251个工作日/8小时,社会服务领域2016年预估平均每小时工资为31.04元。],全省彩票销售总量达到151.3亿元,筹集彩票公益金43.3亿元。其中我省高校基金会接收校友捐赠表现抢眼,2017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百强榜上,我省共有10所高校上榜,其中浙江大学获得捐赠7.66亿元,位列第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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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网络慈善继续发力,互联网慈善生态正在形成

移动互联网推动我省慈善发展模式、形态、路径不断产生新变化。慈善透明度继续提高,共有556家基金会入住基金会中心网,透明度90%以上的基金会有25家,仅次于广东省,居同类省市第二位。互联网慈善成为浙江公益慈善事业中一股巨大的力量。《慈善法》实施以来,有3.2亿淘宝买家参与了超48.1亿次的公益行动,募集了2.44亿元的公益善款,超5000万人次参与捐赠。公益慈善组织正在开启专业化公益道路。截止2017年8月,我省共有1357公益慈善组织和个人开通了“灵析”平台,1658家公益慈善组织和个人通过“社创家”等平台开展机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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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企业社会责任内涵更加深入,与企业成长融合明显

我省在395家(2017年3月份数据)上市公司的引领下,各类企业继续加大在企业社会责任(CSR)方面的投入,我省556家基金会(2017年8月25日数据)中,与企业相关的基金会达220余家。企业开始探索同NGO组织合作的项目化运作机制,确保企业公益慈善的可持续和专业化。更加体现企业服务同公益价值的融合,更加注重实现员工忠诚、企业责任和经济效益的多元增值。浙江企业也因此在互联网创新、绿色金融、海外投资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阿里巴巴在中国最佳声誉社会责任百强上排名第22位,在入围的八个中国企业中排第二位,也是为数不多的民营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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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发展继续深入,信息化整合初见成效

我省志愿服务各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在机制建设上,形成了志愿者协会+公益组织+线上平台的完整志愿服务整合链条。由团省委牵头推行的“志愿汇”线上智慧志愿服务平台,打通原有省内60余个独立志愿服务平台,形成了“一库、三平台、多终端”的志愿服务管理体系,活跃覆盖9个地级市和21个市辖区和42个县级市。从参与人数上,受G20杭州峰会召开、世界互联网大会、全国志交会等热点事件推动,仅2016年我省注册志愿者突破755万,注册志愿者组织超过3万个,开展志愿服务活动56087次,科学化记录志愿服务时间664.1万小时。我省共16个先进典型人物和集体荣获全国志愿服务“四个100”称号,获奖数量在全国各省(区、市)中位列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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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公益慈善满意度不断提高,慈善城市建设成效明显

针对我省居民围绕信息可得、参与便利、求助便利、互动因素、文化感知等方面设置了居民网络满意度调查问卷。我省居民对公益慈善比较满意、非常满意的占了69.56%。在慈善信息可得性方面,通过新媒体方式渠道获得的比例最高为81.16%,其次排在前三位的依次为各类举办的活动(50.72%),政府部门网站(42.03%)和电视广播(36.23%)。仅有1.45%的居民认为得不到任何公益慈善信息。有82.35%的公众认为自己所在的城市为爱心城市,这是在慈善城市工作和政府慈善政策的肯定。

 

二、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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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事业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

浙江省2016年GDP总量达到46485亿元,同比2015年度增长率为7.5%,居全国第四位,但是同经济排名靠前的的广东和江苏两省差距较大。公益慈善组织成立时间均相对较短,规模较小, 2-5年与5-10年的社会组织占总体的64.5%。从基金会数量上看(基金会中心网数据),浙江基金会总量为556家,而广东为915家,北京为757家,江苏为636家,数量上均多于浙江。根据《2015—2016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从捐赠的情况来看,2015年度浙江省民政系统接受捐赠5488万元,排全国第12位,扣除突发灾害的因素外,仍然同其发展水平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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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法》实施环境有待优化

《慈善法》的颁布及配套的慈善组织登记、认定,薪酬管理,募捐管理,税收优惠,慈善信托等方面的配套规定,为浙江慈善创设了一个全民慈善和依法慈善的环境。但是实际实施过程中存在不少现实障碍。慈善法出台之后,我省开始起草《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办法》,也在积极筹备社会组织地方性法规的修订、完善工作,但是国家层面配套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社会服务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等仍未出台,各地贯彻落实《慈善法》情况也不尽如人意。二是税法优惠政策急需打通“最后一公里”。《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审批有关调整事项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明确公益性社会组织申领公益事业捐赠票据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一些捐赠环节进行了细化,但省、市的执行细则并未出台,这就给企业捐赠积极性带来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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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事业利益相关者协同性缺乏

一是具有公益慈善职能的政府部门缺乏系统协同。目前涉及到公益慈善领域政府职能部门大致有十几个,尽管我省在以“志愿汇”为平台对志愿服务进行了信息化整合,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权责利不明确,由部门协同导致重复管理和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现象经常出现。

二是公益慈善组织间缺乏系统协同。虽然我省公益慈善组织在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或重大事件时,会有少量的交流协作,如2016年9月,丽水苏村突发山体滑坡,义乌民间紧急救援协会、公羊队等30多个社会组织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救援。但在实际中公益慈善组织之间、公益慈善组织与公益参与者之间、公益慈善组织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各自为战”的现象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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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组织发展能力相对不足

一是我省慈善组织筹资能力相对较弱。慈善组织对政府资源的依赖,使得在公众沟通、组织项目传播方面缺乏系统经验,特别是“官办”慈善组织民众筹资能力薄弱,《慈善法》出台后,增加了公益支出的硬性规定,公益组织的筹资问题开始凸显。

二是人才困境突出。受行业薪资水平太低,复合型人才属性和支持环境欠缺等因素,根据近300家组织调研,面临专业人才缺乏的组织占70.4%,后备人才缺乏占47.4%,人才培训落后占26.3%。目前全省缺乏系统的行业+高校的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全国37个知名的公益慈善人才培养项目和单位中,我省的培养机构为零。

三是组织公信力有待提高。不少注册机构其在注册时,缺乏明确的愿景和使命和治理规划,“虎头蛇尾”、“杂货铺”现象比较普遍,加上同组织专业化程度不高此类问题的叠加和民众对慈善道德化的认知,导致慈善组织公信力下降,慈善事业效率低下。

 

三、未来发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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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组织将获得长足发展

《慈善法》的颁布,实际上为公益慈善组织的发展定位提供了明确的“尚方宝剑”。

一是公益慈善组织的政策环境将更加友好。我省各级各部门将密集出台各类配套法律,未来公益慈善组织将进一步迎来数量快速增加、区域覆盖更全,领域划分更细的公益组织发展格局。

二是公益人才培养将打通行业发展最后一公里。未来从专业目录上,将更多设置公益慈善专业,培养具有较强公益慈善相关岗位的实操能力且能胜任组织管理、项目运作、宣传推广、专业服务以及理论研究等多方面工作的应用性、复合型高层次专门人才。目前我省高校已经开展这方面的探索,如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2016年开办了全省首家公益学院——益立方公益学院,探索公益创业的专业化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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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异军突起

我国已进入生产力高度发达,金融业充分发展的“善经济时代”,一批企业家开始以企业家精神为驱动进入公益慈善领域,从而带来公益慈善生态的变化,社会企业将成为公益慈善领域新的增长点,不仅可以增加公益资源,提供公益效率和可持续性,而且对于促进社会创新,消除社会贫困,改善社会治理结构也意义重大,在2017年6月,中国社会企业奖评选中,在21家入围的社会企业中,有4家浙江社会企业上榜,浙江绿康医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获得养老、健康领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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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慈善领域治理结构更加多元

“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已初步建立,公益慈善正在逐渐改变治理生态。政府通过对公益慈善组织的服务购买、组织扶持、以及PPP模式不断拓宽公益慈善组织在社会公共物品提供、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的“存在”。慈善立法、政府职能管理、第三方评估组织管理、行业监督机制的建立、企业捐赠和公众参与的扩大的推动,慈善行业日渐变成了政府、企业、慈善组织、公民等治理主体多中心的治理结构。如我省成立浙江省慈善联合会以来,积极倡导行业治理。在会员信息服务、行业规范、等行业治理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慈善组织内部围绕“决策、执行、监督” 建立以理事会为中心, 政府和直接利益相关者为内环, 其他利益相关者为外围的双重环形结构,将推动慈善内部治理更加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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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参与公益慈善的社会文化正在形成

浙江事业的进步,某种意义上说,可以从政府主导转向民间主导;从传统的、施予为主的个体慈善行为转变为以组织化和制度化为特征的公众参与行为。科技改变民间参与公益的便利性和积极性,形成了“指尖公益”网络慈善的巨大洪流,未来随着科技和公益的进一步融合,“善生活”正在崛起。如阿里“行走捐”和微信“益行家”将健身和公益相结合,借助朋友圈等传播平台,推动公益慈善成为全民文化。志愿者反哺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了民众参与公益的热情, 由团中央推动建立的浙江省青年信用体系建设,正在将志愿服务同公众的信用积分相连接,各地对于志愿服务有一定的反哺政策,这些都将推动全社会公益慈善文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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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创新将持续发力

跨界公益成为公益行业活力和创造性的源泉,企业家精神正在驱动公益创新,如我省的敦和基金会,运用社会价值投资的策略,带来了资本和公益的共赢;科技改变公益生态,比如阿里巴巴运用大数据提升捐赠体验;公益人的来源更加多元,公益行业将成为多行业,多职业的融合。二是公益金融将为行业可持续带来生机。2014年10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指出 “要积极探索金融资本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渠道”后,浙江一些基金会也开始公益金融探索的步伐,2016年全国唯一一个公益与金融主题硕士研修班——阿拉善SEE公益金融硕士班在浙江大学开办,也进一步开启了浙江公益金融与公益金融人才培养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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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的国际合作进一步加强

浙江公益慈善的国际合作,主要基于两个部分,一是“引进来”。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由于制度的差异性,香港、台湾的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模式有自己的特色,且有丰富的与国际慈善组织交流合作的经验。未来省内公益慈善界同两个地区的交流会更加频繁,也会创造出更多元丰富的内容。

二是“走出去”。随着我省企业国际化的加速,特别是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企业走出国门,无论是从企业社会责任还是从慈善事业本身发展的需求来看,越来越多的浙江民间组织开始积极参与海外公益慈善事业,并将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交流与合作过程中,特别与浙江籍海外华人华侨的善因创业相结合,形成自己的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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